第二部分，以转基因安全评价制度为例，检讨我国涉及科学信息的管制决策程序构造的欠缺。
境外同类制度无此特别规定。日本旧《行政执行法》限定过料标准为25元以下。
[5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60条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税款。原罚款是2万，当事人只履行了1万，那么未履行的1万就是基数。如果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都视作为不履行法定义务，那么，对相对人任何违法行为的处罚都会变成行政执行罚了。[36]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加处罚款作为一种执行罚，也应当是羁束行为。
[③]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VVG，1925年7月26日由奥国联邦法律第267号公报公布。3．本法所称的‘撤销裁决之诉，是指请求撤销行政机关对审查请求、异议申诉及其他不服申诉（以下单称为‘审查请求）所作出的裁决、决定等行为（以下单称为‘裁决）的诉讼。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这一点区别于西方国家基本权利发展过程，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哲学。人民新闻事业的共同使命就在于把国家建设的计划和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动员人民为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作战。[15]312-316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人民日报》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各级地方党报也都改由其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但是，学理和文本的双重否定并不能切断人民权利观对现实制度的影响。
[7]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从这60余年的经验来看，前30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多一些。
这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在人民权利观主导下，作为权利的新闻自由与作为权力的新闻事业呈现出高度混同乃至扭曲的状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30]43-45新闻内容工作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和法治化协调，但以政治化调控为主的格局也没有改变。[13]63虽然直接被见报的来信只是一小部分，但是那些没有被单独发表的来信往往成为报纸编辑部写评论文章的依据和材料，成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检查工作的参考材料。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在报刊上已经有过三次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的学术批判，它们分别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学观点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和1955年开始的对胡风个人和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88年有学者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分别作了问卷调查，在对我国新闻立法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您同意吗的回答中82.2%的人大代表表示同意，13.9%的代表表示不同意。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从结果来看，这种混同与扭曲的结局是权力与权利的双输。
[37]这种意义上的人民在法理和宪法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此中外学者都有所论述[14]。中央没有对该报道的事实进行调查和判定，只是决定把安徽省委的更正电文在《人民日报》上照登。
为此，薛承凤再次致信《人民日报》。而随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中出现急躁冒进的左倾倾向，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动力也被大大削弱。
第49条则是关于新闻自由的特殊条款，该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种企业化经营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由市场经济推动的新闻事业改革截然不同，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报纸企业化经营的结果并没有促成整个新闻事业的活泼和繁荣，反而是在发行、广告等方面限制了报业竞争，加剧了全国报纸内容的单一化。而一旦被划入敌人的阵营也就失去了人民的身份，失去了享有一切基本权利的资格。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与坚持党的领导不矛盾，在短期内要弥合宪法分歧，主要的还是应当依靠党的领导。尤其是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红旗》、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它们的经费来源全部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并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1956年，人民日报社驻安徽记者站记者于明在采访中发现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农业技术改革中有要求过急、强迫命令的情况。
以人民权利观为主导的新闻自由理念及其管理制度不利于公民个人行使新闻出版自由，限制了现行宪法中以公民权利观为基础的新闻自由保障制度的发展。反之，则越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新中国建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加速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诉求也趋于多样化。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7-30页，第56-57页。
虽然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已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人权原则。在实现新闻自由保障法治化的基础上，新闻内容的政治化调控对象也应当限定于作为权力的新闻事业，具体说来就是非党的报纸，只要服从宪法和包括新闻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至于报业按新闻职业道德自律，这是一种自我约束，其必要性自不待言）。
[4]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等职务。这样就使我们有条件来把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一切真实新闻、真实问题、真实缺点、真实威胁、真实活动、与真实的进步和胜利，报道出来。[5]参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295页。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整个新闻事业严重萎缩，出现了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千报一面的奇特景象。
而一旦两者不甚相符，如何来矫正？因此，如何协调新闻内容工作政治调控的主要目标与矫正性辅助手段之间的关系、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究竟能发挥到多大的作用便成为新闻工作能否保证人民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关键。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原本只是作为临时宪法的人民权利观一直对现实的新闻自由保障和管理制度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而正式宪法中的公民权利观却总是难以落实。
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到减租救灾、镇压反革命再到剿匪反霸、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等，这些宣传任务往往需要大量的报纸版面、记者调查、群众来信等，而同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然要被压缩。只有专政，似乎胡文和刘文都没有直接论及。
最后，批评报道的几次高潮本身基本都是借了国家建设任务的光。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真谛所在。
当然，这个负面清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依据事实变化来平衡新闻自由与其他的利益，既不能对新闻自由构成不当限制，也不能对其他利益造成过分损害。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权力以及由国家权力提供的物质保障只能构成基本权利保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批评性言论能够保持繁荣和健康，执政党制定和执行的方针政策就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建设进行的也就比较顺利。[18]406党报也彻底沦为帮助推行错误政策的工具。
最终，从长远来看，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弥合宪法分歧，处理人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依据时代的发展不断阐述新闻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具体含义，不断平衡协调新闻自由与其他权利或利益之间的关系等主要的还是应当通过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和立法等制度化的渠道来加以解决。从历史来看，在这种宪法观念和体制之下，批评性言论的繁荣与凋零完全取决于执政党自律精神的多少。
1949年《人民日报》全年发表批评性文章347篇，1950年增加到753篇，到1951年猛增了一倍还要多，达到1749篇。人民权利观所秉持的人民概念虽然是以一定的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但在现行宪法当中它也含有国民全体这类表征社会整体利益或国家权力所有者这类抽象人格的概念含义。
[16]277其他报刊在经过一轮撤并调整之后，也都纳入了这个管理体制，党报体制由此形成。将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维系于政治和物质保障，必然倾向于把新闻事业建设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
